编者按：时光淬炼医者求索之志，以临床实践为纸，以循证医学作墨。《肿瘤瞭望》独具匠心，打造《CSCO指南·档案》专栏，见证记录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以开拓者之姿去开启崭新纪元，挥毫绘就肿瘤诊疗研究的东方智慧长卷。本期专访中，我们特邀CSCO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中国药科大学附属南京天印山医院的秦叔逵教授，回溯CSCO指南从破土萌芽到蔚然成林的成长脉络，解析这座学术丰碑的建构密码与精粹所在。

 

 

1997年4月

CSCO前身“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2006年

首届“NCCN非小细胞肺癌乳腺癌临床实践指南中外共识会议”在北京举行；

 

2008年8月

第一版《中国黑色素瘤诊断治疗共识》发布；

 

2015年

CSCO正式升级为民政部直管的国家一级学术团体；

 

2016年

CSCO指南工作组成立，确定了新版指南编写计划；

 

至今

自2016年首部全新的CSCO指南发布以来，CSCO已累计出版186部指南共识，发行总量超过200万册

秦叔逵教授：首先，要衷心感谢《肿瘤瞭望》作为合作媒体对于CSCO学术活动的支持和对CSCO指南更新的关注。谈及CSCO指南的诞生和成长，个中的许多辛勤付出和点点滴滴依然历历在目。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成立于1997年4月30日，在吴孟超、孙燕院士、廖美玲和管忠震教授等老一辈专家的亲自指导下，我们200多位中青年学者在国家领导人、卫生部和科技部的支持关心下，共同创立了CSCO这一公益性学术组织。在成立之初，储大同教授为首的执委会就设定了CSCO的四项主要任务：一是开展临床肿瘤学的继续教育；二是推动国内外学术交流；三是促进临床研究，特别是多中心协作研究；四是提高临床肿瘤学专业化、规范化诊疗进程。后来又增加了一项任务，即患者教育和科普宣传。作为第四项任务，我们需要积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并且制定一系列用于指导中国临床诊疗的专家共识和实践指南，以有章可循。

 

迄今，我对2004年在昆明市召开的第八届CSCO全国大会记忆犹新，这是CSCO大会第一次超过万人参加的盛会。正是在那次会议，已故的CSCO首任主席储大同教授，给时任CSCO秘书长的我本人以及办公室，布置了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去学习有关方法，设法制定CSCO肿瘤诊疗专家共识和诊疗指南。会后，我们开始多方调研，征求意见。然而，当时遇到了两个大难题：一是大家的分工不明确，大多数医生分散在综合医院的肿瘤科，什么肿瘤都看，但是并没有明确的主攻方向，更是不知道或者不懂得如何制定共识和指南。二是缺乏中国原创研究或中国学者参与的国际多中心研究，如果要制订，完全要依赖欧美国家的临床研究数据。因为那时国内临床研究水平仍较低，尽管CSCO已经成立了7年，但是会员启动的多中心研究相对较少，规模也较小，所以一时无法去落实制定临床指南任务。

 

在几乎“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我们去学习了其他行业改革开放的经验，特别是海尔公司等一些民族企业的成长经历，决定先从引进国外指南开始，逐步实现我们自己的探索之路。我们首先了解了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和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的指南，但是ASCO指南的更新速度较慢，3-4年一次，且商业化明显，要花许多钱买，而ESMO指南要兼顾欧洲大大小小的地区的要求，学术水平较低。后来，我们了解到有个“美国综合肿瘤治疗中心网（NCCN）指南”，其优点是更新快，能够与时俱进。虽然NCCN是一个民间营利组织（私人企业），指南编辑组成员紧凑，初期在费城郊区的一座小楼上，仅仅12人，但是NCCN为了扩大全球的影响，愿意免费提供给我们应用，或者与CSCO合作制订中文版。因此，2006年起，在孙燕院士等带领下，我们开始与NCCN合作，制订NCCN指南中文版，历经多年，从中学到了许多循证医学证据，讨论制订临床指南的工作经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NCCN也越来越趋于商业化，要求收费也越来越高，同时该指南英文版也更新速度过快，比如有的癌种指南甚至一年更新了11版，头年9月就公布第2年的第1版，逐渐脱离了我们的需要，并且超出CSCO的经济支付能力。在经过学习NCCN、ASCO及ESMO等国际指南之后，加之我国专家学者也陆续参加和启动了许多高质量的国际国内多中心临床研究，边干边学边提高，而且循证医学理念和方法在我国发展愈加成熟，深入人心，制定完完全全的中国本土指南已经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CSCO专家共识和指南的制定，最早可以追溯至2008年8月在杭州市发布的第一版《中国黑色素瘤诊断治疗共识》，这是CSCO指南“大家族”的第一位成员，在黑色素瘤专家委员会郭军教授的组织下，大家群策群力，率先制订，又逐步修订完善，后面更新为《CSCO黑色素瘤诊疗指南》。在2010年，马军教授和我又共同向国家卫生部领导提出了建议，希望卫生部医政司组织专班主导制定“中国常见肿瘤诊疗指南”的建议，得到了首肯，从而促成了后来一系列国家卫健委九种常见肿瘤诊疗指南的诞生。2015年7月，是非常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一年，当年经过国务院领导批准，CSCO正式由前身的二级学术组织“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委会”升格为国家一级学术团体；在理事长吴一龙教授和秘书长李进教授的推动下，新版的《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原发性肺癌诊疗指南（2015.V1）》正式发布，同年专门成立了指南工作组，由学会领导牵头，联合理事会和指导委员会成员，确定了指南编写和更新计划。

 

2016年5月，CSCO指南工作组积极开展工作，确定了首批CSCO指南编写工作启动，涵盖肺癌、大肠癌、胃癌、乳腺癌和恶性黑色素瘤5个瘤种。

 

2018年，李进教授又带领工作组进一步大胆改革，一方面不断扩大指南的“大家族”成员，另一方面改版，推出新的精简版的指南，充分借鉴了ASCO和NCCN等国际指南的表格化、思维导图化的模式，洋为中用，同时，提出CSCO指南要别具风格，要“更新、更快，更细”。这种“口袋书”样的CSCO指南，一经问世，广受欢迎，特别方便临床医师随时携带，床旁检索和学习，使得CSCO指南真正融入了临床实践。同时CSCO指南注意吸纳了越来越多的中国证据。比如新近马骏院士在全球神刊CA杂志发表了鼻咽癌临床随机对照研究成果，我们在肝胆胰腺肿瘤领域也开展了许多开创性研究工作，已经及时收入指南。这些都体现了我国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和研究的快速成长，也将有力推动CSCO指南共识的发展完善。

 

这些CSCO指南在随后的2016-2017年陆续发布

 

总而言之，CSCO指南的制定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学习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不仅学习和借鉴了国外同行的先进经验，同时重视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患者的特点，制定出符合我们自己需求的指南，从而更好地指导我国临床诊疗的规范化。

 

秦叔逵教授：自2015年以来，CSCO指南经过不断改版，变得更加实用、科学，体现学术进步。这一改版的大背景是与党和政府对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国家提出了建设“健康中国”的宏伟战略，各级政府都在重视卫生健康问题，医疗机构的专业技术日益提高，民族制药企业的研发水平得到不断提高，从最初的仿制药（me-too），到改良型新药（me-better），再到今天的首创型药物（First in class），研发上市了许多抗肿瘤新药。如今，据中国药促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博士介绍，美国FDA近年批准的创新药物中，有40%至50%源于中国的制药公司。跨国和民族制药企业研发水平的提升，特别是在“健康中国”行动纲要的指引下，民族药企与医院精诚合作，积极研究，使我们在抗击肿瘤的过程中有了越来越多的有力“武器”“弹药”。

 

在指南制定过程中，指南工作组特别强调既要学习引用国外的先进经验，也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患者特点。一些国外的创新药物虽然好，但是可及性受限，价格昂贵，不是所有国人患者都能负担得起。例如，最初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单抗）在国外上市时的价格非常高，每年个例治疗费用要超过百万人民币；后来，正是国内一系列的PD-1/PD-L1、CTLA-4单抗、双抗和组合抗体的问世出现，才使得免疫治疗效果提高，而价格持续降低。因此，CSCO指南工作组非常明确地提出要遵循：“以患者为中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以循证医学为基础，同时结合国情和临床经验，为中国患者服务”的理念，要积极吸取中国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积极采用国内民族企业的新技术、新设备和新药物。

 

在CSCO指南的制定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科学性和公正性。许多指南的讨论都是通过闭门会议和专家投票进行的，不涉及商业利益，也不允许任何企业干涉专家决策。CSCO指南的推荐方案也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在循证医学证据分级基础上，根据不同药物的有效性、安全性、可及性和经济性等实际情况，给予“I级～III级”的不同级别的专家推荐。I级推荐必须具有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已经获得国家药监局（NMPA）批准的，或者在国际发达国家药监部门已经获批以及预计在我国很快获批的治疗方案、技术或药物；在指南更新的专家讨论中，需要大家学术讨论，各自投票，达到80%以上的同意率才能列为I级推荐。而II级和III级推荐，也必须根据证据治疗以及治疗方案的可及性和创新性来讨论决定。在现有治疗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II级推荐可以作为重要参考，尽管其证据强度或者可及性可能较弱，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得到超过60%的专家认可。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让中国肿瘤患者得到合适的、获益最大化的治疗。

秦叔逵教授：CSCO学会制订指南的首要任务就是助力“健康中国”，为中国肿瘤患者服务，致力于提高我国肿瘤规范化诊疗及研究水平。我们所有共识指南的制定和推广工作，都要首先考虑中国患者的需求。当然，科学无国界，我们也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就像我们当年学习欧美指南共识一样，一些有类似临床需求的国家和地区，也会参考中国的指南共识。近年来，我们的一些专家共识和临床指南已经被翻译成英文或者日文等语言，用于国际交流。

 

CSCO指南英文版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治疗方案“出海”，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获批应用于临床实践。我们也尝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不同国家地区介绍我们的指南，尽管各国国情不同，我们希望CSCO指南能为他们提供学术参考，同时了解中国临床肿瘤领域的进步。

 

CSCO指南出海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医药卫生领域的发展进步有目共睹。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让国际社会进一步了解中国临床肿瘤学事业的发展。个人认为今天我们的指南与ASCO、ESMO以及NCCN等国际指南相比毫不逊色，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优。最近还有人希望我们继续与NCCN合作，制定各个瘤种NCCN指南的中文版，但是我认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CSCO指南将继续秉持公益性的特征，免费服务于临床和病人，作为临床医务人员的重要参考书。国家卫健委制定常见肿瘤诊疗指南时会考虑到各地经济卫生发展不平衡等现实情况，纳入的治疗方案相对比较基础，而CSCO指南兼顾实际需求和学术前沿，在实用性和先进性方面均有很好的体现。

 

当然每家指南都有其优缺点，我们也在学习国际国内其他指南，不断摸索和提高，永无止境，CSCO理事会和希思科基金会都在为此努力。于金明院士和李进教授在今天的会议上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CSCO学会与北京希思科基金会将紧密协作，大力支持中国临床诊疗研究的发展和指南共识的推广，提高广大基层医师的专业水平，以及对病人进行健康教育和人文关怀，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相信CSCO指南也会发展得越来越完善，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越来越高，成为中国乃至全球肿瘤临床医师的重要参考书。

 

患教版CSCO指南

 

秦叔逵教授：人工智能（AI）并非一蹴而就的全新产物，多年来一直在医学临床领域有所应用。例如，临床上有达·芬奇机器人等机器设备，以及众多计算机软件，如辅助诊断肺癌肺结节的AI影像诊断工具等。但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医学领域的AI应用总体上发展较为缓慢，不温不火，形同鸡肋。然而，今年春节前后，DeepSeek火爆出圈，引起了全球科技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对医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久前，在南京市，北京希思科基金会联合CSCO临床研究专家委员会和智能智慧医疗专家委员会，共同举办了一场智慧医疗与临床试验学术论坛，邀请了跨学科、跨行业的专家深入探讨了临床研究和诊疗方面的AI应用发展。（点击查看：构建临床研究新生态！南京智慧医疗与临床试验学术论坛在宁成功举行）

 

 

AI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科技工具，借助AI来了解肿瘤诊断治疗的基本原则是可行的。但是AI问诊存在两方面主要问题：一是缺乏专业版，诊治能力有限，无论使用DeepSeek还是ChatGPT等其他类似工具，都可能遇到一些问题。比如，AI不知道时，会说“网络故障”不予回答，或者给出错误答案，甚至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甚至还列出了一系列不存在的参考文献或依据，误导读者，即所谓的“AI幻觉”。

 

二是AI缺乏人文关怀和对于病人的个性化考量。我们强调医学指南要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虽然指南是规范和原则，但是实际的诊疗决策不能完全照本宣科，生搬硬套。因为每个患者的情况各不相同，绝不能将一个治疗方案视为万能的公式套用到所有患者身上。虽说AI为我们的临床诊治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工具，提高了服务水平和工作效率，也为指南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有助于医务人员和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医学知识，但人类的作用永远无法为AI完全替代。就像现在虽然有炒菜机器人，但如果你去饭店吃饭，是愿意首选让机器人炒菜，还是更愿意让厨师甚至米其林大师来炒菜呢？我想大多数人会更倾向于后者，因为机器人炒菜往往是千篇一律的程式化操作，而好的烹饪需要个性化的处理，就像高级的衣服一定是量体裁衣，贴合每个人的身材和审美需求。

 

因此，我们既要努力学习AI知识，积极应用，但是不能完全依赖于AI。医学不仅仅是科学，也是艺术，不能脱离医师的专业技能和临床经验。就个人而言，如果生病了，也许会去上网查询，包括使用DeepSeek、ChatGPT等软件来获取一些参考信息，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与主诊医师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商，积极说明个人意愿，以确定最佳的诊断和治疗方案。CSCO指南工作组会持续关注AI进展，加以利用，帮助更新完善指南。